用法律“绑架”道德，不妥

　　当道德的谴责不足以制止屡屡发生的见死不救行为时，是否可以制定“见死不救罪”以实行法律拯救？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，来自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的王文科教授提出建议，在《刑法》上制定见死不救罪，实行分类处罚。（4月24日《重庆晨报》）

　　可以料想，有了法律推手，制定了“见死不救罪”，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异化的社会风气，使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的人多起来。但当道德失灵就求救于法律，用法律来绑架道德，恐怕难免是一种法律的泛化。

　　首先，见死不救罪“类”的界定比较模糊。毋庸置疑，见死必救既是建立于责任意识之上，同时也建立于能力之上。从社会公义出发，眼见他人陷入险境，恐怕每个人都有责任施以援手，无论这种责任是职责所系，还是出于良心。显然，如果是属于职责范畴，同时能力许可而见死不救，那么涉及到的不仅是表层的道德，更多是失职、渎职，进行法律处罚无可非议；但如果虽是职责所在却能力不济或者是既无职责有无能力者，借助法律压顶，恐怕有践踏人权之嫌。

　　其次，取证、实施比较难。如前所说，职责好界定，但每个人的能力却无法强求，同时也难以有效度量。当对见死不救行为施以罪责处罚时，是不是先要进行一下能力检测？为了逃脱法律制裁，即便是有能力者，恐怕也难免会“装疯卖傻”，哪又该如何量刑处罚呢？法律讲求人证、物证，因为见死不救，被救者不幸罹难，不救者逃之夭夭，谁来起诉见死不救者？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，如果事件是皆大欢喜的圆满结果，被救者或者见死必救者愿意出庭指证见死不救者吗，漏网之鱼多了，这是法律之幸还是不幸？

　　第三，容易制造有法不依的尴尬。同样是因为有心无力，对于施救者面临着救与不救的抉择：救，是一种无谓的牺牲；不救，面临着“见死不救罪”这种潜在的法律制裁威胁。两相比较取其轻，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有法不依。无疑，这种无奈的选择不仅会严重削弱法律的 威严，同时两败俱伤的结果，更使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善旨发生了严重的偏位。

　　最后，容易使法律制裁扩大化。法律的要义之一应该是以公正谋求社会稳定，由此衍生法不责众的潜规则。在见死不救行为中往往看客众多，是一并拿来法办还是法不责众，同样使法律两难。

　　道德归道德，法律归法律，把道德和法律搅合在一起，煮成一锅夹生饭，只能是乱上添乱，如此情境下的“见死不救罪”当缓行！